王洪文：毛泽东接班人为何成为囚徒？
（节目文稿）从江青那期节目开始，一直有人问我，能不能做一期关于王洪文的节目。他三十八岁时作为一个工人，被毛泽东选择为接班人，三年之后进了监狱，被关押致死。除了这张脸，关于他的事实是非常模糊的。他的判决书中那些定罪的依据经过筛选，”但凡是毛泽东曾经同意或者许可的行为，都不能够入罪”。而写在纸上的那些罪行，很多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。
王洪文这三个字，留在历史上的几乎是一个哈哈镜里的形象。
我想他本人也很痛苦。因为在去世之前，弥留之际，他曾经委托家里人找一个人，请那个人在将来“实事求是为他写一点东西”。这个人就是他的马列老师，叫萧木，曾经与他共事六年，在之后也被关押了十六年。
萧木说，我看到了第一幕，也看到了最后一幕。
一、序幕
大幕拉开之前，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。他用两个字形容那个阶段的生活：无聊。周末的时候，他经常是两个胳膊底下各夹两瓶啤酒，两个手再各拎一瓶，坐上电车看街景，喝完这六瓶，再晃晃悠悠地回去。
而萧木是市委办公厅党刊的编辑，喜欢小说，喜欢篆刻。每次他站到窗口，同事就会笑他在伤春悲秋。
这两个人都在等待某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造反是一个颠覆的动作，把整个世界翻了过去。
二、奉命造反
大幕拉开的时候，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，上海大乱。
满天红旗，锣鼓喧天。萧木远远看到舞台上的王洪文，现在他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王司令，振臂而呼，要打倒萧木所在的市委。萧木害怕挨打，躲在公园的枯叶堆里。这里贴满了大字报，彻夜灯火通明，人潮如海。他的恐惧慢慢变成了如醉如痴，决定脱胎换骨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彻底地改造自己。他也反了。
这个世界翻过来了，但只是上下颠倒，轴心不变。
萧木说，王洪文是”奉命造反”，唯一的标准是最高指示——他是党员，党委不承认这个造反组织，他就进京上访，被拦在了安亭站，雨中工人堵住了铁路，京沪线中断三十小时以上。
日后萧木问王洪文哪来的胆子，他的回答大意是：胆子来自恐惧。
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赶到现场谈判。参加谈判的不止一个人，但张春桥后来说，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，他就决定启用王洪文，因为其他人”不好驾驭”。
他违背政治局决定，签字承认工人组织合法，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追认，说先有事实，再有概念。张春桥对王洪文说，”我是提着头签这个字的”。王洪文对手下人说，”没有春桥就没有我们”。日后张春桥形容他们的关系，说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把我当成他们的”老头子”了——指的是旧上海的黑帮领袖。
张春桥同时经营着另一帮人：笔杆子。六六年底大雪将至，萧木在枯叶堆躲了两天两夜，出来到市委写作班的负责人徐景贤那里避难。徐景贤正高喊”造反方知主席亲”。
萧木加入了上海写作班，此后文人和工人联手，双双奉命造反。
三、不听话的，通通送去劳动
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提出”全面内战”，当晚电话就传回到上海写作班。两天之后，王洪文发动了全国第一场武斗。一月六日张春桥飞回上海，亲自指挥夺权，王洪文在万人大会中心宣布打倒上海市委。上海”一月革命”迅速把武斗和夺权推向了全国。
此后冲突升级。在怀仁堂风波时，叶剑英质问张春桥，搞乱一切是要干什么。毛泽东回应：”谁反对中央文革，我就反对谁。”此后政治局停摆，中央文革小组被抬升为最高权力机关，大批干部被下放。
王洪文的说法很直接：不听话的通通送去劳动。
中国党政系统瘫痪，奉毛泽东之命，由军队全面接管。在一九六七年，中国百分之八十二的省市是由军队直管，但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当中，是由工人造反派在掌握实权。
一九六八年，在宣布处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会议上，毛泽东说，”介绍一个人——王洪文，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”。
张春桥对萧木说，”安亭事件之后，我已经别无选择”。而萧木说，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什么选择，只能将文革进行到底。
四、跪在三角铁上的人
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潘国平曾经说过，工人造反最初是为了反抗当权者的压制，在革命成功之后，很快就变成了当权者压制别人的工具。王洪文率众攻打他的对手“上柴联司”的时候，毛泽东正在上海，击节称赞。
当上海出现张春桥妻子被日军俘虏之后自首的传言，一个专案组成立，把多人关进了防空洞，用私刑逼供。王洪文并不分管这个案件，但他去审过一次。回来之后告诉徐景贤，说”人被打得很厉害，屁股都打烂了，桌子被叠起来，让人跪在三角铁上，头顶着房顶，膝盖都红肿溃烂了”。
王洪文私下说”太过分了”，但他没有阻止。防空洞里的人向他喊冤，说材料都是被逼出来的，他也没有出手相救。
那个跪在三角铁上的人最后逃了出来，但是无处可去。他满头白发，在河边坐了很久，当中午有人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脸朝下倒在河中。
造反派”打烂公检法”，破坏了中国原本已经非常脆弱的法治。日后王洪文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时候，也无从申诉。他受到身体虐待、睡眠剥夺、单独囚禁，曾经身心崩溃，常常在走路的时候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下来，满脸是血。
从现有的资料看，王洪文不像是一个心性残忍的人——文革之前，他同情被儿女虐待的邻居老人；在工厂主持批斗的时候，没有体罚领导；在他能够控制的案件中，他主张不株连家人。有人认为这是笼络人心的政治考虑，但仍然可以从这些瞬间感受到他的人性。
只不过在文革中，人性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。王洪文自己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，就是要求把两位同事划为反革命。在造反派执掌上海之后，清理阶级队伍，不到两年时间内，揪斗将近十七万人。
这场号称大鸣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的四大自由运动中，不允许批评当下的制度，更不允许批评领袖，所谓的言论自由不会给予”地富反坏右”。
一九六八年四月，上海处决了一批人，包括北京大学学生林昭。之后他们通知林昭的母亲，你的女儿已被枪决，要交子弹费五分钱。上海所有的死刑案件都是自行决定的，由常委会集体讨论通过，王洪文、徐景贤都在其中。
这些徐景贤没有写，他只说了一句，在当时情况下，《公安六条》规定，直接反对毛主席的，要判死刑，”肯定错杀了一些人”。萧木也没有写，他仅仅写下了那个阶段他在写的文革小说的名字，叫《初春的早晨》。
林昭是以反革命罪被抓捕的。”反革命”，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刑法中都没有的罪，也是王洪文日后被定的罪名。
五、一条黑色的确良裤子
一九六九年四月，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亲自点名，”王洪文同志讲话”。这个通知来得极为突然，前一天才告知，所以王洪文毫无准备。他向同时开会的徐景贤借了十五块钱，在大会堂的小卖部里买了一条黑色的的确良裤子，用来上台演讲。
按照惯例，代表工人阶级发言的应该是劳模，但是王洪文在最后时刻被毛泽东点名。
在重大政治会议上，惯例被打破，往往意味着幕后的尖锐冲突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列入党章，但此时两人严重分裂。
林彪的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起草的，提出以后任务是”发展生产”。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，就直接退回给陈伯达，要求张春桥等人重写。萧木作为上海写作班成员参与了起草，主题改为”继续革命”。
根据汪东兴回忆，林彪拒绝看这份报告，到开会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打开，直接宣读，念得磕磕巴巴。林彪这种读报告的方式，有人困惑，有人忧心，有人会觉得是在抗议。毛泽东当场施压，当场要大家举手通过，”通过！”
这样的表决几乎是双方破裂的明示，王洪文就在这样的裂缝中升了起来，在大会公报中和毛泽东、林彪并列。
不久之后，在苏州谈话中，毛泽东对林彪说，我年纪大了，你身体也不好，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？刚刚当上接班人的林彪沉默。毛泽东又问，你看小张怎么样？关于这次谈话，张春桥对萧木说过五个字：根本谈不拢。
四个月之后，庐山会议上，以林彪为首的力量对张春桥发起攻势，而王洪文保护了他的”老头子”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双方互攻的依据只能是谁更忠于毛主席。张春桥以毛的话为依据，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”天才论”，引起了群情愤慨。华北组讨论时，称他为野心家、阴谋家，应该揪出来示众，”斗倒批臭，千刀万剐”。
王洪文和徐景贤看到这份简报，迅速把它交给还不知情的张春桥。”千刀万剐”这四个字让张春桥刻骨铭心，此后多次提起。
他和江青拿着这份简报，去往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求救。张春桥、姚文元下跪，大哭，（高文谦采访：抱着毛的腿大哭，据说把毛的裤腿都哭湿了。）当天毛泽东召开会议，下令停止讨论林彪讲话，收回华北组的六号简报，全党学马列。
离开庐山之前，江青找来了王洪文，对他说，”知道吧，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”。这句话没有主语，但是在场的人都听懂了。
六、三只大闸蟹
庐山会议几天之后，萧木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了王洪文，在徐景贤的家里，桌子上摆着三只又红又亮的大闸蟹。萧木一愣，因为王洪文跟徐景贤此前一直水火不容，他们俩一直在争谁排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之后的”老三”的位置。
徐景贤介绍说，这个是萧木同志，工人作家，以前是铁路工人。话的重点在”工人”，萧木立刻就懂了，王洪文对自己的身份很敏感——他小学没有毕业，而徐景贤是著名的笔杆子。曾经在喝酒之后，王洪文拉着徐景贤的手说，”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”。
吃完大闸蟹之后，这两个剑拔弩张的人关上了门，给萧木讲了庐山会议那”地动山摇”的经过。萧木感到”强烈的震动”，他意识到文人和工人正在结成新的联盟，共同对抗军方的力量，而他自己正如毛泽东的要求，成为双方的共同纽带——他们的马列主义老师。
很快毛泽东南巡，目标是林彪。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，他的车停靠在上海。当天晚上，王洪文没有离开，而是睡在毛泽东的专列附近，仿佛守卫。第二天，毛泽东在车上同时接见了他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。汪东兴回忆，毛泽东说：”有人在搞阴谋诡计，不讲光明正大，不搞团结，在搞分裂。”
这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，通过王洪文折射了出去。两天之后，林彪出逃。
此后王洪文奉命抓捕所谓”林彪余党”，他也审查了许世友，因为在林彪住处搜出了许写的信。许世友心脏病发，住进了医院，最后向毛泽东写检讨才算过关。萧木说，他第一次见许世友的时候，许世友跟他握手，痛得他大叫起来，许世友大笑。萧木意识到，许世友是在做给王洪文看，用一种不能翻脸的方式示威。
七、不祥的誓言
林彪死后，那份写着”亲密战友和接班人”的党章变得刺目，每一天都在向全世界提醒某一个选择的失败。
它必须修改。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洪文，萧木参与起草，删除了林彪的接班人表述。毛泽东审阅之后，把标题从”说明”改成了”报告”，亲笔写下了”王洪文”三个字。这一刻，萧木意识到王洪文的政治前途将远远超过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的预料。
但在草稿上，毛泽东还要求要加上一句”反潮流”。什么是反潮流，好像没有明确的定义。我只看到《纽约时报》报道王洪文的时候曾经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他把上海的交通灯改成了红灯行、绿灯停，因为红色象征革命，结果是混乱。
把现行的秩序颠倒过来，也许这就是反潮流的含义，但它有代价。所以萧木在报告中写下了一句不祥的铁的誓言：不怕撤职，不怕开除党籍，不怕坐牢，不怕杀头，不怕离婚，敢于反潮流。这句话由王洪文在十大的时候念出，作为权力交换的契约——念的人、写的人，都要执行。
八、一厢情愿
十大闭幕的时候，毛泽东没有出席，由王洪文代为投票。这是一个向全世界宣告的明确信号：新的接班人已经选定。他的身份象征着”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。但是萧木的报告中同时写着”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”——工农商学兵政，党领导一切。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，但同时绝对服从。
早在上海造反派成立公社、宣告要依照巴黎公社原则直接选举的时候，毛泽东在十八天之后否定了，他说”把党摆在哪里”。所以十大百分之六十七的新代表是工农兵，但他们并不是选出来的。王洪文连夜电话让上海多送代表来，他的朋友陈阿大连入党志愿书都还没有填，火线入党，成为十大代表。
萧木曾经相信，毛泽东试图让工人、农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，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实验。后来他写，这只是毛泽东，还有我们这些积极投入文革的人的一厢情愿。他认为这是因为老干部掌握了实权，而工农兵被架空。但是现实也许比他想的更复杂。
宣传片里的“文化大革命就是好”，其实是上海市民在抢购物资。造反一开始，上海经济接近崩溃，工人停产要求涨工资，钱到手之后马上抢购，银行几乎被提空，城市一度濒临停产停电停运。恐慌中有一个老太太在阁楼上囤积了很多煤球，楼板倒塌，当场身亡。王洪文说，上海的煤只够三四天了。为了维持运转，那些被批判的干部被重新拉回岗位，造反派押着他们，让他们在自己看不懂的文件上签字。
王洪文的朋友陈阿大负责工交，他自述自己上午睡觉，下午下棋，晚上在办公室踢球，白粉墙上全部都是黑球鞋印。连造反派内部也有人想不通，说张春桥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草包？另一个人回答：因为陈阿大一窍不通，所以什么都不管，不会干扰别人做事。日后陈阿大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。
一九四九年之后，中国官僚体系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。在文革之前，减少干部特权、减少贫富差距，本来是造反的重大动力。但是当上海公社宣言初稿中写到”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，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”时，这句话被张春桥删掉了。
结果就是，像张春桥这样的老干部工资不减，像王洪文这样的新干部得增加补助。根据徐景贤记录，王洪文住进了有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别墅之后，提出把东湖电影院划为自己的私家影院。日后审讯的时候问到特权，王洪文的解释是，他以为国家高级干部都是如此。
文革十年，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从四十二元降到了三十六元。造反派的解释是，宁要社会主义的低工资，不要资本主义的钞票。张春桥在毛泽东授意之下写了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》，并且试图按照文章中的理念，以实物的分配来代替工资，在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工业大城市推行全面供给制。
上海反复计算，结论是三个字：不可能。
学者李逊的研究结论是：工人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代言人，而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替工人代言过。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。
九、两个刘盆子
十大之后，王洪文打电话调萧木去北京，因为他需要一位老师。毛泽东让他读文章——刘盆子，《后汉书》当中的一个放牛娃，被起义军推上了皇位，十五岁因为姓刘靠抽签当上了皇帝，但所有政事都是由将领来决定，在起义军失败之后被逮捕。王洪文的处境还不如刘盆子。
政治局开会的时候，当周恩来宣布他的副主席职位，全场沉默。许世友说，我看中央设一个副主席最好，就是周总理。因为当时提名的是王洪文，周恩来说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许世友就说那就设三个——周恩来、康生、叶剑英，就是不要王洪文。
张春桥继续给他讲道理，许世友眼睛一瞪，这回不说王洪文了，说：”你算老几？”叶剑英为王洪文解围，说到孙权和周瑜都是少年成名。邱会作后来评价叶剑英，“不管是真心还是谋略，叶帅这个人老成，他知道毛泽东决定的事情不可更改。”周恩来也知道，他是含着眼泪说，有的老同志怎么这么糊涂。
这个场面让王洪文非常尴尬，日后他跟徐景贤讲起的时候，仍然耿耿于怀。
萧木说，如果在古老的皇权时代立一个太子，就算他是白痴，大臣们也会山呼万岁。可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已经宣布解除了帝制，这就把王洪文放在了一个比刘盆子更加尴尬的处境里。还要过很多年，萧木才会想，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要”公权私授”，由最高领袖来决定接班人。
一九七四年底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候，毛泽东让王洪文来主持会议、主持点名。当他喊到许世友，许世友把手里的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，水溅了出来，王洪文不知所措，转头看向毛泽东。毛泽东脸色变了，但没有说话。萧木记录，毛泽东对王洪文提到，他担心许世友像张勋一样带兵进京复辟。王洪文问谁是张勋，毛泽东不耐烦地说，自己查。
毛泽东交代给王洪文的任务就两个字：学习。而萧木认为，在刘少奇和林彪之后，毛泽东回到了一个更古老的政治结构，就是皇朝的东宫制度——太子不能有实权，只是闲职。如此想来，萧木也只能从这样的历史结构当中去寻找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，他能找到的只是一句话：君老不事太子。
萧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每天教马列两个小时，雷打不动。王洪文学的怎么样？他说一开始还行，后来就没劲了，慢慢地开始打牌喝酒钓鱼打兔子。时任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说，我简直是恨铁不成钢，后来会发展到居然在中南海骑着摩托车去打鸟——你是中共中央副主席，拿着个鸟枪去打鸟，在中南海里头，你说像样不像样。
徐景贤评价王洪文说，他”猴子屁股坐不住”，但这是他的天性：从小失学，放牛放猪，十六岁当兵，他自己说，看到枪就想打，看到水就想钓鱼。
但我并不觉得，只用花花公子或者酒徒来形容王洪文是公平的。他有他的才干。与他共事的工人多半夸他随和讲义气、处理事情公道，他尤其擅长调节两派之间的纠纷。这样的品性放在现代社会，也许是个不错的工会领袖，但是他被凭空拎起，放错了位置。
王洪文对萧木用”孙悟空”来比喻自己：现在他套上了紧箍咒，每天念经，还要配合毛泽东的作息，像在工厂上夜班。他打电话给上海的老相识，说他“非常寂寞”。慢慢地，他每天至少要喝三顿茅台。
被捕的时候，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著作，很多书甚至没有裁开。
多年之后，萧木仍然深深感到没有尽到责任。但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，也许应该问的是，就算王洪文成为马列学者，这个结局是否能够更改？
陈伯达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，在一九六六年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，他开会的时候公开称自己是刘盆子，对戚本禹说这个称呼来自毛主席，他承认自己是傀儡，以公开的自贬来自保。但是他的副组长江青仍然公开羞辱他，逼到他想要自杀，而他的马列主义唯一的有用之处，是帮助他找到了为什么唯物主义者可以自杀的理论依据。
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，陈伯达和王洪文站在同一个被告席上——两位刘盆子。
十、两人对话，三人在场
既然命运捆绑在一起，萧木最关心的问题是：王洪文接班之后，谁来辅佐他？
王洪文对他说，毛泽东安排了两个人：周恩来、张春桥。萧木觉得这个顺序大有深意，周恩来代表着治理国家的现实逻辑，张春桥是意识形态的化身。张春桥对周恩来讲，将来你来当周公，辅佐王。周恩来回答，”我总是在主席前面死的”。这是两人的对话，却有三个人在场。
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选择了周恩来的路线，但只是暂时。年底他就把王洪文和张春桥叫去，对着他们批评周恩来，让王洪文不要被外交部的老爷骗了，去学点英文。同一个人被要求学习，同时又被要求攻击自己的老师。
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，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，说有人在传达反革命谣言，”老帅归位，小兵回营”，他宣布“现在小兵都造反了”。有人称，第二次文革再起。
最初王洪文跟着周恩来学外交，还比较紧张和警惕。慢慢地，随着”批林批孔”，周恩来被批”崇洋媚外、投降主义”。美国人注意到，中国人突然变得咄咄逼人。《时代》杂志说，王洪文说”美帝国主义武装到牙齿”时，这是一个“极具侵略性”的比喻。外交部准备的材料，王洪文不肯细看了，他只问外宾，”吃得好吗”，这被外交部报给了毛泽东。慢慢地，王洪文翘起了二郎腿，大庭广众之下开会，高层都在的时候，他手中也夹着烟。这个姿势在高层政治里，可以是一种权力的宣示。不过王洪文应该没有留意，邓小平将从他的身后崛起。
毛泽东密切关注批周的进展，要求王洪文每天送记录，萧木连夜手抄成大字报呈送给毛。其中有一条记录让他震惊，就是邓小平的发言。（高文谦采访：）邓说，总理啊，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，你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，只有一步之遥，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。毛是非常高兴，等于在周邓之间打了一个楔子。
日后萧木意识到，也许事情未必如此。
一九七四年四月，邓小平代表中国出访联合国，周恩来安排了最高规格，政治局所有成员到场，王洪文的失落和局促难以掩饰。一个月之后，他最后一次陪毛泽东接见外宾，从此陪在毛身边的是邓小平。
日后王洪文在他的供述中写：”我想不通，我就是想不通。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”这是他一九六七年亲手送进政治坟墓的人。
王洪文的情绪很复杂，他对邓小平的愤怒当中，也掺杂着挫败和焦虑。在上海的时候，他曾经拿出一叠很厚的军委干部任用名单，对徐景贤说，”邓这个人很厉害，一当上总参谋长，很快就把各大系统都搭起来，用他自己的人”。但他又承认，”最关键的是我不懂，所以连反对的理由都说不出来”。
文革派的阵营能够反击邓小平的只有一点，就是王洪文说的：”他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。”
如果专业上没有优势，那就只能去否定专业本身。王洪文在经济领域反对”专家治厂”，在外交领域反对”崇洋媚外”，在教育领域推崇交白卷的典型张铁生，他强调”要锻炼出一支张铁生式的反潮流干部队伍”。”
反潮流”，这是他唯一的，也是最后的武器。
一九七四年十月，他发动了攻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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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语堂的小说《京华烟云》原名为 Moment in Peking. 王洪文的故事让我想起这本书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