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期节目播出前的两小时
1
王洪文下集播出前两个小时,我已经校对完字幕,检查完声画,准备上传。然后发生了一些事。
将近结尾处有一段庭审视频。王洪文认罪——“希望给我一个改造自己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”法官问他要不要律师,他说不要。他被判无期徒刑。
这一节本来停在这里。
我随手查一个细节时看到一份材料:长春工人史云峰,因张贴反对文革的标语被捕。批示来自王洪文:“内容极其反动”。1976年12月,史被执行枪决。临刑前,他的嘴被用医用缝合线封住,以防出声。
2
读到这里,原来这一节必须重写。
如果没有它,观众会停留在一个被审判的人身上——一个衣襟有污渍、经历过崩溃的人,在狱中度过余生。
但史云峰在那里。在刑场上,他甚至没有出声的权力。文革十年,没有过辩护律师。
客观不是没有感受,而是感受每一方,它们产生冲突,迫使叙述者中立。这种冲突会带来不安,要求原因:史云峰被执行时,王洪文已经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,为什么他还是死了?
已经封闭的结构,撕开一个口子。
我加入了1980年的审判,法官关于毛泽东“领导责任”的一段视频。此后,那句解说顺着材料自然落下。
此时的速度,不是我在推进,是事实在要求它的位置。
3
这一段改完,原来的结尾也随之失效。
它本是萧木在监狱里的一句感慨:他在中南海见过的这些人,没有坏人,只有悲剧。
但那根缝合线出现之后,这句话不再成立。片子不能停在感慨,必须是认识。
结尾改成了萧木的另一句话:
“在一个集权体制里,造反派的任务是消灭走资派,然后消灭自己。”
4
结尾一旦改变,尾声的细节必须前移。
有一个细节,本来随时间线放在结尾:张春桥王洪文在医院看病时遇见,王洪文从窗口向外喊:
“对不起,对不起,我错了。”
张春桥没有回应。
现在它被前移,结尾没有它的位置。
移去76年初,张春桥已经对王洪文产生“吕不韦式的恐惧”,开始暗中搜集王的不利材料,萧木已经看清,他在两人之间,会选择华国锋。
王洪文不知道。
他还在准备接班,让萧木起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讲话稿。第三稿交出的当天,华国锋被宣布为国务院代总理。
讲话稿作废。
此后,张写给萧木的信被华国锋认为是篡党压权的依据。
而张春桥收集的材料,一部分成为日后定罪王洪文的证据。王洪文喊的那句“对不起”,落在这里。
5
这些修改,都发生在最后两个小时。
我知道风险。以这集的素材量,在最后阶段调整音轨,剪错一处,后面整段都会偏移。而我要改这么多,恐怕都没有气力再检查一次。但我还是选择了。或者说,服从了。一个重要细节一旦成立,就会向前推倒已经完成的结构。哪怕节目已经剪完,哪怕修改会留下瑕疵。
代价是具体的。
二十五分钟之后,声画失去对应。
6
但节目播出后,我看到一条评论,让我觉得这个代价值得。
这位观众对王洪文有深切同情,他(她)质疑史云峰一案的真实,因为王洪文判决书中没有出现。我把研究贴出。查证之后,对方写了一句:
“了解了。看来在错误的体系中居于高位,总会造成可怕的后果。”
那根缝合线,通过了我,又到达了他(她)。
再往前翻,是同一位读者,指出有一句解说词不准确。我写王洪文看电视时“咒骂”,他(她)认为不当。我写,你的批评有道理。
刘庆棠的原话是“想骂就骂”,语气不同。“咒骂”太重,带着失控的意味。放在王洪文谈邓小平的具体语境里,更贴切的词是“讽刺”。
史云峰和王洪文都无法再为自己辩护。我对史云峰的责任,是写出他被封住的嘴。我对王洪文的责任,是不用一个过重的词。
所以,这一次我会重制,合并上下集,修正错误,尤其是这个词。
如果还有问题,请继续指出。
来得及。


看见这篇之后非常感动,绝大多数人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改动,但是你的本能意识是,这不行,那史云峰怎么办?然后宁可冒着风险也一定要把这段叙事都改掉。这种发自本能的说“必须要改”的态度,让我也感觉非常非常感动,开心,就好像后背被推了一下那种感觉。
安娜卡列尼娜有八百多页,读到大概四百多页的时候,我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已经下了判断。他是个把仕途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的冷酷之人。安娜离开他是他活该。这个判断被连根拔起,当我读到这句话:阿列克谢是个孤儿。
已经做出的判断,会因为新的信息,被动摇和推翻,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要修改,甚至重来。有的人会选择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,因为改变让人不安,因为改变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。但有的人选择修改,重来。你是谁,在你做出的一个个选择中,清晰起来。